万历|高然播讲：万历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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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
朗诵：高 然
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在当时的中国来看，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值得记载的大事儿，就连这本书的英文版，直译过来就是，“1587：一个无关紧要的年份”。然而放眼世界，这一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全部出动征伐英国，海洋远征和霸权的时代由此开启。
一边是轰轰烈烈的时代更迭，一边是明朝社会的一潭死水。黄仁宇选取这一年作为写作背景，又选取了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事情和人物，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不为人所觉察的细小变化，在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日后掀起狂风巨浪的机缘。
这其实就是黄仁宇先生所提倡的，“大历史观”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观察历史的脉动，从中西方的比较，提示中国历史的特殊问题。
在这本书里，黄仁宇将这些不为人所察觉，却能掀起风浪的细小冲突，反映在六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
这六个人分别是：行政首脑张居正和申时行、万历皇帝朱翊钧、军事将领戚继光、道德楷模海瑞以及思想家李贽。
我们听到这六个人时，会发现他们似乎属于不同的领域。但实际上，这六个人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悲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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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声名赫赫，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以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但他死后，他的改革被迅速推翻，家族也被政治清算，几近灭亡。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接班人，一直被夹在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后期更是被迫辞官。万历皇帝作为天选之子，按道理来说应当是万人之上，却被文官集团绑架，甚至无法让自己喜欢的儿子成为太子，最后以二十八年不上朝作为抵抗方式，当上了有名的“旷工皇帝”。戚继光，虽然有着突出的军事能力，却终生不能实现心中所想；海瑞，说到这个人，不知道大家对《海瑞罢官》这部电视剧还有没有印象？剧中的主角正是海瑞，不光是仕途不得志，人缘还特差；思想家李贽，因为举止骇俗而被弹劾，最后在牢房里自杀了。
他们每个人都是当时的天纵之才，却为何都落了个悲剧收场？黄仁宇告诉我们，这些悲剧虽然发生在他们身上，却并非仅仅是个人原因，他们的悲剧结局，其实早就由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时代所决定。
让我们来一一说说这六个代表人物。
先来说张居正。1572年，47 岁的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开始全面实施改革。面对浮肿慵懒的官场，他首创“考成法”，类似今天的考核制。经济上，主张节约宫廷费用，同时，解决赋税不均的问题。军事上，大力完善军备，任用名将扫除倭寇，扩大边境贸易。
张居正的改革有多厉害？看一组数字就知道。“张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粮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太仓的库存增加到600多万两银子。太仆寺增加到400万两，南京则是250万两”。要知道在这之前，明王朝几乎完全没有储备，各地经常因为军饷发放不到位而叛变，政府在边防以及大型工程方面也一无所为。
但是，好景不长。万历十年，随着张居正的病逝，这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很快就成了明日黄花。不仅改革措施被废除，清算的矛头也直接指向了张居正。万历皇帝下令抄家，张居正的尸首也差点被毁。他的家属则饿死的饿死，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可以说是真正的“身后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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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为何顷刻间就偃旗息鼓了呢？张居正又是为什么会落了个这样悲惨的结局？其实，但凡改革，始终会伴随着尖锐的对立。张居正改革的锋芒，剑指威胁明朝统治根基的各类乱象，比如土地兼并、赋税不均。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那些豪门地主、贪官污吏的利益。同时，在改革的过程中，张居正和万历皇帝的矛盾也逐渐积累，张居正自己的作风也算不上清廉，招到了不少非议。如此一来，他的改革乃至他的一生，都有着无可避免的悲剧性。
接任张居正首辅位置的是申时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悲剧人物。黄仁宇在行文中将其塑造成了一个“和事佬”的形象。堂堂首辅成了一个文官集团与皇帝之间的“金牌调解”。你是不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其实是因为申时行是一个政治上的中庸派，他被夹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调和，希望着上下一条心。而且，他又是一个信奉“道德治国”的人。在他看来，国家的行政不可能有完善的制度，即使法度再严峻，也不可能处理这么大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而道德就不一样了，有了道德，人们的心中就有了尺度，有了尺度，就可以靠自觉去解决国家存在的实际问题。
放到今天，我们稍微想一下就会知道，这样的做法，存在很大的隐患。但是，这却是古代中国的统治者所奉行的准则。在当时，中央政府治理中国的方法，是不断加强道德的影响力，用抽象的道德原则，比如敬天法祖、孝亲顺长、忠君爱国等等，来保障社会的运行。黄仁宇先生将这种做法和西方的法治制度进行了对比，他说“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症结在于用道德代替法治”。他认为只要国家一天不是依法治国，我们看到的悲剧就是不可避免。
最终，申时行在皇帝与大臣之间的拉锯之间，遭到了“首鼠两端”的弹劾。疲惫不堪地上书请辞，带着满满的无奈，卸任回了老家。这对他，或许也是一种解脱。
接着出场的是万历皇帝。在这本书的开篇，黄仁宇就写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万历十五年的三月二日，本来清静的大街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一大堆官员奔赴皇宫。原来传出消息说，万历皇帝要开会，所以大家拼命赶路，迟到了要扣工资嘛！结果大家大汗淋漓地到了，发现没有任何要开会的样子，连负责点名的侍卫将军也不在，显然，这是闹了乌龙——万历皇帝根本没要开会，于是大家就拍拍屁股回家了，万历皇帝知道后很生气，责令扣了全体官员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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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为什么要写这样鸡毛蒜皮的事情？其实，他就是要告诉读者，万历政府失去了基本的管理能力，连开会这种事情都组织不好了。
很多史书都把问题推给万历皇帝，因为他是有名的消极怠工。正是因为他不作为，不管理，所以才会闹这样的笑话。
但是，黄仁宇先生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说：看了我的论述，你可能对万历皇帝更多的是同情。因为他同样是皇朝的牺牲品。作者用大篇的篇幅描写了皇朝的礼仪，比如上朝时，万历戴着缀有十二串珍珠的冕，像戴了一块瓦片，极不舒服，但这是必须的，因为这象征着皇权。而皇帝绝大部分的精力，就这样用在维持礼仪的存在上。剩下的一小部分精力，又要处理官员无休止的争议。这样一来，原本希望大干一场的万历就不得不发现，他只是一辆老旧车子上的零件，做着早已经规定好的动作，一旦想自己设计两个动作，这辆车子的其它部件就会集体抗议。一开始，万历认为反对力量来自他的老师张居正。万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都生存在他的阴影之下。张居正死后，万历立即借助打倒张居正，来宣告自己的权力与权威。但万历很快发现，打倒张居正之后，他面对的是更为庞大的文官集团。可以说，打倒了一个张居正，一百个张居正站了起来。
让万历彻底心灰意冷的导火索是立太子事件。万历皇帝先是对太后给自己选的妃子完全不感冒，后来遇到郑贵妃，对她宠爱有加，无奈两人一直没能养育出一个皇子。20岁时，万历宠幸了一个姓王的宫女，生下了他的长子朱常洛。迫于文官集团和太后的压力，万历只能委屈巴巴地认了这个孩子。但是恰巧在四年之后，郑贵妃也为万历生下了一个皇子朱常洵。出于对郑贵妃的宠爱，万历皇帝对这个皇子也是极尽偏爱，想立他为太子。但没想到这件事在朝野之中引发了极大的震动，大臣们都认为立皇三子为太子是不顾祖宗礼法。一瞬间群情激愤，万历成了众矢之的。无休止的礼仪，无休止的争论，无休止的指责轮番上阵，万历终于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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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写道，万历十五年，万历皇帝主持殿试，题目是：无为而治。让你们吵去！我躲躲清静。这一清静，就清静了足足二十八年，这不仅是懒政，更是向文官集团与固化礼制示威对抗。在这段时间，文官集团逐渐走向分裂，东林党争随即出现。财政制度和官员俸禄机制的缺陷也暴露无遗。然而，如果将大明王朝的衰落归咎于万历一身，显然也是有失公允的。
接着出场的人物是道德楷模海瑞。说起海瑞，很多人会想到他是一个清官，有着高尚的道德。可是，事实上，海瑞高尚的道德几乎成为一种精神洁癖，以至于他漠视潜规则，缺乏情商。政府也很两难，又要表彰他，暗地里又不希望出现这种人，对这种人，辞不得，留不得。于是海瑞就逐渐成了政府的眼中钉。最后安排了一个没有实权的“高官”，希望他能老老实实地做“形象大使”。偏偏海瑞倔强，假装辞职，实则要挟政府：你们敢辞我吗？我是超级大清官，是你们的“形象大使”，你们把我辞了，舆论可对你们不利。不辞，就老老实实给我个有实权的位子。可惜海瑞缺乏一种大智慧，他看不到这个王朝的症结所在。他单纯地希望将世界改造成像儒家表面的理论所宣传的那个乌托邦世界。他无视潜规则，也要破除别人的潜规则，让所有人尴尬，却又不能说出口。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写道：“当海瑞死后，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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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军事将领戚继光。黄仁宇给每个人都有一个定位，申时行是调解员，张居正是过去式，皇帝是活着的祖宗，海瑞是古怪的模范官僚，而戚继光，是孤独的将领。他孤独在哪里？他首先孤独在明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时代。军事废弛就算了，武官还处处遭受不信任和限制。就比如打仗这件事，按道理说统帅有权利调动一切能调动的资源来保障战争的胜利，但偏偏在明朝，连后勤管理都不会交给武将管理。虽然说武官权力的削弱能减少其叛乱的可能性，但是代价也很惨重，明朝的军事能力极其低下。在边患频发的时候就难以为继了。
还好，戚继光得到了两个文官的鼎力支持：一个是福建巡抚谭纶，另一位是中枢重臣张居正，在他被奉命讨伐倭寇时，就进行了一场军事改革，并发明出了“鸳鸯阵”的军事策略，最终肃清倭寇。只不过随着张居正的倒台，戚继光自然也被牵连。就这样，一代名将，最终只能默默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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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出场的人物是李贽。历史书上的李贽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对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重农抑商、假道学等大加痛斥批判，反对思想禁锢。这些思想被看作为“异类”，还被冠上“惑世诬民”的罪名。而且他在个人作风上也频频出格，经常和一些女弟子们关着屋子讨论佛法，这就又多了个行为不端、伤风败俗的罪名。万历皇帝下令将李贽押解进牢房，但没给判什么重刑。才关进去不久，李贽就自杀了。现在想来，李贽为自己的著作取名为《焚书》和《藏书》，说明他已经意识到自身思想过于另类和超前，无法为大明政府所容忍吧。
好了，六个人物的命运都说完了。就像鱼塘影响生活在里面的鱼一样，时代中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是当时社会状况的间接反映，通过这六个人物跌宕起伏的命运，我们不难看出：万历十五年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朝代的积弱已经越来越明显：无论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还是思想体制。这六个人的悲剧实则预示着明朝的大厦将倾。人是历史的注脚，但黄仁宇先生显然把这些人物置入了历史的长河，并在“大历史观”之下揭示出：看似细小平凡的事件或许正是日后波澜的缘起。这就好像牛顿被苹果砸了一下，或许还不能立刻得出万有引力理论，但却为日后成熟的万有引力理论埋下了种子。
说到这儿，《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也就解读完了。黄仁宇总结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军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无法扭转时局”。的确，大明历史步入万历年间，纵使再有贤君良将辈出，也难扭转历史滚滚前进的车轮。因为他的症结，并非一日之败笔，也并非一人之罪责，而是社会制度长久以来的弊病所造成的。
不过，作为一本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畅销历史著作，争议也不能避免。比如全书有很多主观判断，但证据不足；比如部分引述的史料缺乏考证。然而，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也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考历史的维度与思考现实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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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然
【 万历|高然播讲：万历十五年】高然：青岛文艺广播副总监，曾主持《经广新闻》、《欢乐今宵》、《文海泛舟》等节目，多次被评为青岛市广播十佳主持人，播音作品曾获得山东省政府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