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如何抗击瘟疫


抗击|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如何抗击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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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出多次出现瘟疫,如天花、黑死病、东汉末年大瘟疫、斑疹伤寒等等。最早有记载的瘟疫,是爆发于公元前1350年古埃及的天花。公元49年,瘟疫病毒传到中国,700年后欧洲也出现了天花瘟疫。
瘟疫的全球化,说明那些不起眼的传染性病毒,会随着人口流动,最终在某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爆发。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也早有记载。如《周礼》就说:“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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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当时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已达到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耳……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避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太乙流金方”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在古代,每逢大旱大涝、蝗灾或者饥荒之年,瘟疫就会随机降临,爆发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人们更是谈瘟色变。那么,在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古人是如何抗击瘟疫的?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郎中(古代的郎中就是现在的医生)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治病救人。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 抗击|医学不发达的古代如何抗击瘟疫】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药方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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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医华佗不但擅长外科,还有很多关于他治疗各种传染性寄生虫病的记载。华佗发现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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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吴鞠通)等医学家都为治疗瘟疫做出过重大贡献。吴瑭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现在仍然在临床使用,称为治疗瘟疫的三宝。
古人也意识到,隔离传染性病人是有效的预防措施。唐朝时,还有佛教寺院设立的“病坊”用于隔离麻风病人,内有僧人为患者治病。武则天时期,将这些“病坊”改称为“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面管理。
公元242年,晋代名医葛洪在《肘后备急方》谈到天花病时记载:“于南阳击虏所得,乃呼为虏疮”,“永徽四年,此疮从西流东,遍及海中”。清楚表明天花是在战争中由俘虏带到中国,因此天花在古代中国称为“虏疮”。由于其传染性,天花随后在中国逐渐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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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年,青州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治疗瘟疫患者。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
由此可见,古代人很早就开使用隔离的方法,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的传播。
尽管古人对瘟疫的认识不断提升,但在现代病理学未诞生之前,瘟疫始终是恐怖的代名词。认识上的缺陷,常使古人在瘟疫流行之时,求诸鬼神或宗教等神秘力量。在古代,瘟疫爆发时,民间常有很多祈求上苍救苦救难的活动。这些祈求上苍的活动对于防治瘟疫是不会有任何作用的。
此外,古人另外一个抗击瘟疫的方法是“送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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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古代对于瘟病的治疗仅依靠中医,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来抑制瘟疫的蔓延,送瘟神便成为了古代人在瘟疫发生后的一种主要方式,人们希望通过各种巫术来将致病的鬼怪和瘟神送走,来达到消灭瘟疫的目的。当然,这只是一种非常落后的信仰习俗,对于防治传染病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
古代的许多帝王在瘟疫流行时,发出罪己诏,坦诚执政失误,承担责任,以安抚众官吏和平民百姓,并下令各级政府共同抗疫。官方组织的抗疫活动,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如西汉的文帝、元帝和成帝,东汉的恒帝等都,下过有关瘟疫的自责诏书。
汉代帝王还曾下令官员减少吃喝玩乐,削减马匹坐骑,用于救援染瘟疫的灾民。
宋朝年间,瘟疫流行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药费由政府支出。
康熙皇帝曾于1682年下令各地种痘预防天花。康熙根据皇室家族亲身经历曰:“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年老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耶?”这是一个政府用行政命令推广防疫方法的例证。
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几乎成为官府朝廷抗疫的惯例。
控制瘟疫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建立完善的国家防疫管理系统,并建立边境检疫制度以控制国际间的传播。
湖北出土文物《封诊式》竹简中记载了在战国时期就有逐级报告传染病和对可疑病例调查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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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时规定,所有被派往到边塞的将官,都要带随行医官负责防疫和健康。
元朝设立了民间的医户制度,医护是政府许可能从事医疗活动的民户,户籍由太医院管理,一旦发生瘟疫,医护要参加治疗。
清朝政府还设有“查痘章京”官职,专事痘疹的防疫检查。清朝刊行的《海录》记载“凡有海艘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须待痘疮平愈,方得进港内。” 这说明中国医生当时已经认识到天花的急性感染患者为传染病源,并且建立了完整的天花检疫系统。
1688年,俄国是最早派医生来北平学习种痘及检痘法:“康熙时俄罗斯遣人至中国学痘医,由撒纳特衙门移回理藩院衙门,在京城肄业。”中国的种痘术还传到日本、朝鲜和印度等邻国,通过国际交流,共同防治传染性性疾病。
公元980-1567年间,中国古代的医生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即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
由于这种感染源的“毒力”较新鲜的病毒弱,接种的人一般只产生轻度的天花,被接种人的体内会对天花产生免疫防御性反应,获得对付再次感染天花的免疫力,从而预防重症天花的发生。
人痘接种实际上就是一种用人的活病毒的人工免疫法,或者说是用轻型天花来预防重症天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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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免疫预防法,是牛痘接种术发明以前最有效的预防天花的方法,在中国曾广泛应用,后来还西进欧洲流行美国,拯救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并促进了现代免疫预防医学的诞生。
除此之外,2000多年前,中国古代的医生已经认识到预防的重要性。如医学专著《黄帝内经》中就提出了“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疾病预防原则,既在未发病之前“治疗”疾病,这种未病先防的治疗方法已被现代医学证明是最有效的预防传染病的方法。
在古代,人们防治瘟疫发生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保持环境卫生,通过排除房前屋后积水、疏浚河道积污、洁净居室空气、杜绝蚊子滋生等方法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这些方法,其实也是现代人必须要做好的。
饮食卫生和个人卫生不好容易感染瘟疫,是古人在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汉律》规定“吏五日得以下沐,善休息以洗沐也”。还有记载用佩兰等草药洗浴,可以防止疾病,保持健康。提倡注意饮食的卫生,不食用变质的菜饭。
古人还注意到鼠类和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提出“鼠涉饭中,捐而不食”,勿食生冷食物,不要食生鱼等劝告。
明代人已十分讲究饮水卫生,李时珍《本草纲目》专门有一个水部,其中说:“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煮滚。”
元代医家还建议保持口腔清洁,指出:“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中国很多地区至今还保持着古代传下来的预防保健习惯,如上海人的冬季进补,广东人的中药煲汤,南方的端午节饮菖蒲和雄黄酒等习惯,很多都同预防瘟疫有关。
通过环境卫生的改善以减少瘟疫的传播很早就受到了人们相当的重视。秦汉时期就有建立人工湖和饮水池的记载,还认识到患病的动物和牲畜可以传染疾病,切不可让其污染水源。
秦国时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者”要被处以罚款。当时城市内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这种装置已经接近现代的下水道系统。
汉代时已有专门装粪便的容器和痰盂及厕所。当时城市里还设有公共厕所,称为“都厕”,供大家方便。
唐宋时期官方曾大力提倡种树以绿化环境,并设有严格法律“不得使有砍伐,致令死损”。
另外,在瘟疫流行期间古代人还用药物消毒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感染和传播。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防止瘟疫。
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素问》以对话的形式讲述了很多预防疾病的常识和方法。
唐朝的太医院相当于国立医院,设有医学、针灸、按摩等学科,另外还有地方的医学教育机构培养医生和防疫人员。当时还把瘟疫的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药方刻录在石板上,放置于病坊、村坊和路边,以示民众,供紧急情况时使用。
南宋时期中国创办了最早的官立医科学校,培养各科医生。
各朝代都对以前的医学药学书籍进行过整理和研究。秦朝下令焚书时,医药书籍例外,保存了下来。
元代政府机构中有专人负责医书的整理和出版,同时还以书坊、书院、私宅刻书等多种出版形式。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盛世修典”,而医药书籍毫无例外包含在修典之中。很多著名医药书籍都经过数代的再版和注释才能流传至今,为今人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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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百科全书《医宗金鉴》记载了接种人痘的详细理论和方法,此书传到日本后对人痘预防天花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瘟疫的流行不但影响民众的健康和生存,还会对社会、经济和生产带来巨大损失。所以,抗击瘟疫决不仅仅是单纯的防治疾病。中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过在大疫之年免税减租,减轻民众负担,重振生产和经济发展。
公元前67年,汉宣帝在瘟疫后下诏“其令君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后来还有官方规定收成不到正常十分之四的家庭,政府予以补贴,中央政府通过地方政府将赈灾粮款发到灾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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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朝代都有过在发生大疫后,政府官员还到疫区巡视,安抚百姓,或开仓赈济,或派遣医生施药救之。地方官府办的“蕙民药局”也在地方抗瘟疫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历史上每次大的瘟疫流行都会夺去无数人的生命,致使妻离子家破人亡。由于瘟疫的传染性,未经妥善安置的尸体将进一步传染疾病,危害家人和环境。
西汉时期,平帝曾下诏,按每家死于瘟疫的人数赐与不等的安葬费。
唐朝时期对瘟疫时期掩埋尸体十分重视,唐太宗曾派使者沿城巡行,发现尸骸迅速掩埋。
唐玄宗在大疫期间下令,死者尸体一定要家人掩埋,无人管者,由地方官负责安置。
唐文宗时规定,患瘟疫家庭留下来的遗孤,如不满十二岁,一定要由亲属负责养育,官府提供两个月的口粮救济,孤儿名单要上报官府。
这些措施和做法,不但是施行人道,保护生命,还起到了安定民心和社会的作用。
瘟疫发生后,古人很多都是依靠其自身的免疫力硬挺。因此,古时候的人们平均寿命都不太高。面对一些病毒性传染病,青壮年锻炼好身体提高免疫力就不怕,自己感染后自愈的病例并不鲜见,一些老年人原来就有病,遇上猛烈的传染病后危险就高很多。
中医有艾灸、刮痧、拔罐、推拿、气功、符咒、针灸等多种治疗疾病的招数,应用药物会采用口服、外敷、佩带及悬挂等方法,甚至还有通过饮药酒来辟瘟疫的做法,不过这些方法都不会有非常明显的效果,相对于现代医学来说肯定是落后的。
瘟疫,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造成过极大的危害。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类经历过无数次险恶和猖獗的瘟疫,最终都得以躲过那些灾难,应该相信正义始终能压倒邪恶。
在全国人民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关键时刻,特发此文,希望万众一心,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