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大唐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却在解决问题中走向崩溃

大唐是解决问题的高手,财政困难就捉钱、边地缺兵就募兵、朝堂不堪就换人。但是,这个解决问题的高手,却从来不考虑产生问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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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发现河里有一个快要淹死的孩子,于是赶紧把孩子救上岸。刚救完这一个,马上又漂来一个;他们再给救上来,但是又漂来了一个,他们不停地救,孩子却不停地漂过来。于是,有一个人不救了,他说自己要到上游看一看:到底是谁在扔孩子。
而大唐呢?它从来不派人到上游去看一看:为什么缺钱、为什么缺兵、又为什么管不住庞大帝国。对于看不见的原因从不追问,而对于看得见的问题则一定要解决。世界是复杂的,这其中没有简单问题。于是,在下游解决问题的结果就是:用一个问题解决另一个问题,而解决问题就是在制造问题,甚至是在制造更严重的问题。
01.李世民不如杨广的一个论据:财政问题
气贺泽保规的《绚烂世界的世界帝国 隋唐时代》,对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做了这样一个对比评价:
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隋炀帝都要高出一筹;作为一位统治者来说,唐太宗并没有任何方面超过隋炀帝。
李世民与唐朝士大夫一定恶意抹黑了隋炀帝杨广,所以杨广未必就如史书所说那么不堪。而且,李世民与大唐的统治策略,完全就是在照抄开皇之治和杨广作为。但是,据此就说杨广胜过李世民,这还是需要认真商榷的。君主有建设性的作用,也有破坏性的作用。就破坏性来说,杨广只能是一塌糊涂的败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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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问题也是李世民的败笔,而且这个败笔是上游问题的败笔。用那个救孩子的比喻来说,就是:李世民就是那个一直在大唐帝国的上游扔孩子的人。
这个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大唐立国,要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东突厥的边患问题;一个是朝廷缺钱的财政问题。边患问题,李世民解决掉了,不仅对草原输出了暴力,而且对草原输出了秩序。但是,财政问题虽然解决掉了,却是在以一种问题解决另一种问题。因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出了问题,其结果就是一直在给帝国制造问题。
大隋没有财政问题。简单说就是国家不缺钱。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运河。但是,除了这两个举世闻名的大工程之外,秦始皇还修了驰道全国、隋炀帝还开了粮仓遍地。洛阳回洛仓,仅“浮出”地面的部分,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55米,相当于50个国际标准足球场。这个粮仓能储粮3.55亿斤,足够百万人食用一年。杨广登基后,首先向天下百姓发了个大红包,就是普免天下百姓的税赋。这就是大隋的财力。
而大唐呢?大唐是真穷。穷到什么地步?可统计的纳税人口只有隋朝的三分之一,这是数据。还有窘迫的局面:国家已经没钱给官员开工资了。面对这种局面,李世民应该怎么办?他应该学习杨广,甚至说要学习杨坚,就是清查人口、丈量土地,从源头上解决财政问题。但是,李世民却不是这么做的,他只是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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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民的方法非常简单,就是:不给钱但给政策。这个方法成了大唐以后解决所有问题的总原则。
具体操作上,对于朝廷官员,大唐既不给办公经费、也不给工资俸禄,而是:给土地、让官员出租,给本金、让官员放高利贷。北魏冯太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给官员发工资,到李世民这里,就全给找补回来了。
但是,官员毕竟不是地主商人,所以土地出租赚不回租金、放高利贷还把本金折腾没了。之后,李世民仍旧继续坚持这个“不给钱但给政策”的方法。官员既然不会理财,那就派理财的干部。大唐70多个衙门,每个衙门给了9个编制的捉钱令史,然后拿着本金去放高利贷,赔钱贬官、赚钱就升官。初唐朝廷的官员定额是730多人,而捉钱令史就有600多个。
随着帝国的统治区域越来越大,要花钱的地方也就越来越多,所以捉钱令史已经应付不过来了。于是,各种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就应运而生。
到了玄宗时期,大唐官员逐渐分成两个派系,一个是贤相集团、一个是聚敛集团。聚敛集团因为能够解决财政问题,于是李林甫和杨国忠这些人就执掌了大唐的国家行政。
02.不给钱但给政策治下的缘边节度使
古代王朝的主要问题,就三个:一个是朝堂问题、一个是民治问题、一个是边地问题。民治的主要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国家得把老百姓数清楚、得把土地丈量仔细,然后收取政治租金以支撑国家的存在和运行。财政问题,奉行不给钱但给政策。那么边地问题呢?
大唐前期,主要沿袭隋朝的军事制度。折冲府实际上就是隋朝的鹰扬府,六百多个折冲府兵,就是大唐解决边地战争问题的最强凭借。但是,随着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府兵制明显就吃不消了。往东打到朝鲜、往西打到西域、往北打遍蒙古高原,亦农亦战的府兵无论如何也扛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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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薛仁贵大非川战败之后,大唐正式对决吐蕃帝国,到这个时候,府兵已经完全无法适应与吐蕃帝国的高烈度战争了。武后时期,黑齿常之以河源军加屯田的模式,实现了对吐蕃的有效压制。并无记载指出黑齿常之的这一模式,对缘边节度使有什么启发作用。但是,我们仍可将这种长期戍守加军事屯田的模式,看作是节度使制度的一个先期试验。
公元711年,河西节度使建立。自此之后,大唐开始在缘边地区大批量的建立节度使,并以长征健儿取代府兵。为了解决节度使的军费开支问题,大唐继续奉行不给钱但给政策的主张,节度使逐渐兼任度支使、营田使,甚至所在州的刺史、所在道的采访使。
节度使的权力从军事,向财政和行政染指。但是,主导这个发展趋势的不是封疆大吏的节度使,而是大唐皇帝和帝国朝廷。朝堂为什么要赋予节度使如此大的权力?他们不担心手握重兵的节度使会造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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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都是局面改变人而不是人改变局面。为了彻底扭转高宗后期以及武后时期的边地被动局面,玄宗朝逐渐向着效率导向发展。朝堂上,贤相集团逐渐被聚敛集团所取代,讲仁义道德的下课、能开拓财源的上来;地方上,就是一个节度使、一个节度使的建立。聚敛集团加节度使的统治模式,不仅解决了财政问题,而且也解决了边地问题。正是这种巨大成功,所以李林甫才能够长期为相,节度使也才能够长久不衰。对于其中掩盖的问题和种种担心,都掩盖在了成功之下。
但是,问题也就出在了节度使之上。安史之乱,彻底让大唐领教了节度使这把双刃剑的厉害。
03.朝廷已经无法成为皇帝的有力执行者
唐玄宗后期,连续任用了两个奸相,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杨国忠。但是,就像总要为错误找个借口一样,我们也总要为失败找一个坏人。实际上,李林甫和杨国忠即便真是坏人,他们也无法承担如此大的责任。大唐的权力设计和运行出了问题。这才是根本,李林甫和杨国忠只是没有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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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国家领袖,宰相是政府领袖。在这个权力设置上,玄宗皇帝是坚持到底的。所以,李林甫和杨国忠发挥了他们应该发挥的作用。而这个作用就是财政问题和边地问题均得到解决。但是,朝堂的风气肯定是因为这两个人血腥斗争而日益堕落。
堕落的结果,就是在这两个宰相之后,大唐很难再出现强有力的宰相。朝堂已经不再中用。同时,历经安史之乱的唐朝皇帝,已经开始猜疑一切,他们谁也不相信,不仅不相信将军也不相信朝臣。
财政问题、边地问题,然后就是朝堂问题。朝堂弱化而无力担纲政府运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选拔贤相、任用干吏,即便如汉武帝和武则天一般任用酷吏也可以,把朝堂力量强化起来,皇帝才能通过朝堂实现对帝国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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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唐的皇帝仍旧不从这个上游去解决问题,而是就事论事。他们开始重用宦官集团实现对帝国的全面控制。这种全面控制,严厉到什么程度?军队要有太监监军,人事要有太监染指,皇帝与朝堂的沟通也经由太监,甚至连皇帝的禁军也要掌握在太监手中。
经过这种权力的变换,太监或者宦官集团,几乎接管了朝堂的权力。这时候的大唐朝廷呢?大唐朝廷已经堕落到朋党相争的地步,牛李党争持续了将近40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朝廷的主要工作就是搞斗争,至于理政治民早就顾不上了。虽然朝廷如此不堪,但大唐还能维持。原因就是宦官集团已经接管了大部分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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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臣当然有自己的利益,而且注重门第的大唐朝臣也不是宋明以后的纯代理制官僚。所以,他们与皇帝之间矛盾一直存在。但是,科举制繁盛之后,豪族们也要经由科举这个途径进入官僚队伍。所以,可以看作是豪族融进了官僚队伍,豪族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而豪族士大夫们毕竟在格局和道德上更胜一筹,所以能够担当皇帝意志的有力执行者。但是,唐朝皇帝在安史之乱后却对官僚队伍弃而不用了,他们重用的是宦官集团。凡是集团、凡是群体,只要时间够久,一定会结成自我认同的利益集团。于是,宦官集团一定会形成自己的利益,而他们的利益就是长期掌控权力。而掌控权力的这伙太监们,在格局和道德上,要远远次于朝臣士大夫。所以,大唐朝廷就是在宦官嚣张和大臣内斗之中,向着崩溃的边缘逐渐逼近。
04.唐朝的教训:只解决问题而不论原因
财政问题,一直都是中央帝国的重要问题。国家源自战争,国家组织源自军事组织。有了军事问题,就要面临财政问题,暴力抢劫自然要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行政转变。于是,军事问题、财政需要、行政官僚,逐渐演化出了国家。
面对财政困局,李世民的解决方式不是加强官僚队伍、强化行政效率,从财源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就事论事地权宜之计。他以不给钱但给政策的方式,给大唐做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榜样。
终唐一世,财政问题就一直没有被彻底解决。
卫青、霍去病征战归来,汉武帝对将领封侯、对士兵赏赐。这种大量的赏赐,甚至耗光了大汉的国库。但是,府兵制下的大唐,不是给赏赐而是允许士兵分割战利品。不是大唐不想像汉武帝一样赏赐士兵,而是国家预算里就没有这笔开支。所以,后来的节度使制度,也就只能在这种缺钱的窘境中,逐渐发展起来。国家没钱养活缘边节度使的几十万大军,于是继续“不给钱但给政策”,允许节度使自筹经费、自力更生。
节度使这个怪胎,也就只能与大唐相爱相杀了。甚至,即便大唐灭亡,节度使和藩镇的问题仍旧存在。五代十国,中原天下遍地是藩镇、遍地是节度使、遍地是骄兵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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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问题不能彻底解决,就无法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官僚队伍。因为先有财政需要才有官僚组织。官僚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解决财政问题。但是,大唐的财政问题始终不解决,所以正规的官僚队伍就不可能变的有力量。先是捉钱令史后是各种转运使、租庸使,再后就是聚敛集团逐渐掌握国家行政。待到安史之乱后,什么集团也不如宦官集团更厉害。于是,政府的行政运作,就只能是一团乱局。
大唐后期的主要问题是宦官问题、藩镇问题。这两个问题之下还有一个财政问题。财政问题得到解决,大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瓦解藩镇;财政问题得到解决,大唐才能建立健康的政府行政。
【 走向|大唐是解决问题的高手,却在解决问题中走向崩溃】只在下游解决问题的大唐,只是在用一个新问题解决一个旧问题。日积月累之后,待到问题在安史之乱后全面爆发,大唐也就无力在思考上游是不是有人在扔孩子了。因为局面已经不允许,大唐只能向着崩溃的边缘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