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镇|我们为什么需要讨论江南水乡古镇?

江南的魅力,早已绵延千年。
公元506年,梁朝发动北伐。主帅萧宏命令手下给当时镇守寿阳(今安徽寿县)的北魏将军、原梁朝降将陈伯之写了封信。信中写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陈伯之见信,便拥众八千人来归。一封信,直接招来如此多人,这当然是文学的力量,更是“江南”在当时的魅力真实写照。
时至今日,“江南”对国人的吸引力不减当年,概念更是多样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认为,“江南”不但有地域内涵,还有文化内涵与经济内涵。在这诸多内涵中,若要找寻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实地,当下的江南水乡古镇再典型不过。
为什么现在作为旅游景点的古镇,多集中在江南?江南古镇,有桥有水有人家,正是历史上江南文化与经济双重繁荣在今天的缩影之一。反之,想要更好地理解这些水乡古镇在今天的价值,也必须回到历史上的江南,领略这个风光无限的“佳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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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饶江南
北宋时,日本高僧成寻跨过东海,来到五台山礼佛。当他途经杭州想要去汴京时,为杭州城的繁华所震惊。据成寻回忆,无论东西还是南北走向,杭州城内都有几十条大马路,其中又有小路纵横交错。大街小巷还不够,当时杭州城的人口数量也足够配得上“东南第一城”。公元1169年,《乾道临安志》记载显示,当时杭州有10.4万户。如果按一户五口人计算,那起码有50万人。而到1260年左右,这一数字已上升到90万人。
对古代史有所了解,会知道杭州乃至江南地区,在早期并没有如此多人口。其实,唐代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北方文化、中原文化,相对南方具有压倒性优势。而“逆转”发生在唐代。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提出,唐代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北方经济、社会遭到很大破坏,大批士人避乱江南,深刻地推动着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进程。而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宋室南迁,定都临安(杭州)。南宋建立,带来新一波“衣冠南渡”,这对江南影响极大。小农经济占主导的时代,人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随着北方人口的几次大迁移,杭州便有了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作为南宋当之无愧的经济中心,杭州代表的江南经济在当时发展到何种程度?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虞云国教授认为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出:市场类型多元、市场交易活跃,以及市场经营已具有今天人们所说“品牌意识”。
其中,杭州城内有条主干道叫作“御街”,而御街中间是杭州的“闹市区”。根据《梦粱录》记载,这里一度有一百多家店铺,并形成了早市、日市、夜市、季节市、镇市等多样化市场类型。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可以参照当时的肉品交易。虞云国教授提到,杭州城有个“肉铺巷”,每天宰猪、羊不下数百头,屠宰后还会把头、蹄子与肉分离。无论是商铺酒楼,还是寻常百姓,都会前来预定。如此一来,活跃的市场使得肉类不会面临滞销与脱销问题。至于“品牌意识”,当时的杭州市民已经知道买东西“多趋有名之家”。比如,买酪面,就到后市街卖酥贺家。
而到明清时期,不光是杭州和南京,整个江南六府的经济都已得到长足发展,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16世纪时,江南地区有两百个市镇,而到了晚清,这里已经发展到近千个。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江南水乡古镇,有不少都是这一时期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比如锦溪、乌镇与甪直。在明代,甪直还叫甫里。当时周边乡村俱归甫里镇管辖,为吴郡东部最大、最繁华的市镇,成为“郡东之首”。到清代中叶,甪直古镇已开辟了对外的定期航船,最盛时每天有十几艘航船开出。
【 古镇|我们为什么需要讨论江南水乡古镇?】这一切的根源,还得回到明代开始的农业经济结构变化:从种植水稻为主,逐渐转移到种植棉花、纺纱织布。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农民们生产的棉纺织品,只有很少自用,绝大部分都用于销售。不仅销往北方,更是大量出口到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欧洲等地。
如今已是上海辖区的松江,在当时成为江南的棉纺织中心,被称作“衣被天下”。由于几乎每家每户都从事棉纺业相关,地方史料对此形容为:“以棉织布,以布易银,以银籴米,以米充兑。”
风雅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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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当年江南的富饶,江南文化也就无从谈起。很多研究江南学的学者都认为,唐宋开始,江南文化在全国的核心地位,与经济中心的形成是一个并重的过程。
这一点,还是可以从江南古镇的形成来看。从唐宋到明清,随着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拥有土地的地主纷纷从乡村迁出,进到城镇。他们享受城镇生活的同时,也找寻新的经济机会。
市镇有人间烟火气,也就少不了文人墨客的青睐。对江南文化而言,诗词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是无法绕过的载体。如今江南水乡古镇,能够成为江南文化诗意的代表,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相反,这一切源自唐宋以后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的共同发挥。无论是市镇中的市民文化,还是遍布江南的山水文化,都由此跃然纸上。换言之,诗意的江南,是古人用一首首诗,一阕阕词酿就的。
如今中秋佳节已是国家法定节假日。而在今年中秋节到来前,不妨看看南宋的杭州市民是如何赏月:“王孙公子、富家巨室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登广榭,玳筵罗列,琴瑟铿锵,酌酒高歌,恣以竟夕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亦登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此夜天街买卖,直至五鼓,玩月游人婆娑于市,至晓不绝,盖金吾不禁故也。”
这段出自《梦粱录》的文字,描绘了当时杭州市民三种不同阶层的赏月活动。有钱人家登高望月,饮酒高歌;“铺席之家”,大约等同于一般工商家庭,他们选择举办家宴;哪怕是经济上的贫穷之人,依然在街道上玩耍至五更。
除了传统佳节,碰上重要的节气,市民们也不愿闲着。譬如,冬至来临时,杭州市民往往相互送礼,有时甚至比过年还隆重。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肥冬瘦年”。百姓赴岳祠、城隍庙烧香,吃馄饨,由此当时有“冬馄饨,年馎饦”之谚。商家也歇市三天,等到冬至过后,腊月来临,又开始忙活起来。
文学作品中的江南文化,除了体现在对平民百姓日常活动的记载,还遍布于诗词中那些经典意象。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张伟然教授此前指出,江南是一种有着独特内涵的文化概念,唐代则是其形成的关键时期。张伟然发现,在唐朝以前,“佳丽地”可能会形容多个地方,而从唐代开始,“佳丽地”便开始专门和“江南”画上等号。
除了“佳丽地”于江南的特定表达,张伟然还提到一点:唐代文学作品里开始出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即将塞北与江南对比。“塞北春阴暮,江南日色曛。”“江南花柳从君咏,塞北烟尘我独知。”用今天的话说,这是唐代文学的一种“套路”,“江南”代表着美好事物,而“塞北”相反。
“江南”寓意美好,让人浮想联翩。因此,哪怕碰上并非“世之奇伟非常之观”,也让文人大有可为。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莫过于杭州西湖。有人统计,唐宋之际全中国叫作“西湖”之地共二十余处,为何偏偏最后是杭州西湖成为最具盛名的那个?可以说,西湖和江南的文化核心地位相辅相成,互相成全。江南的魅力,天造一半,人造一半。南京玄武湖,杭州西湖,可能单看景色,在地大物博的华夏大地,不算特别稀有,但这些地方却无数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文人在此留下足迹的同时,也留下了众多诗赋文章、书画墨宝。他们用诗的精魂、画的意韵使得西湖等地最终成为江南实地“代名词”。
再寻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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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们在古诗词中查阅江南文化,于水乡古镇寻觅江南底蕴,固然有创造更多旅游收益的现实考量。更重要的是,江南文化本身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动中,呈现出一种流动的状态。而作为物质载体,江南水乡古镇反映了历史上这里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当商业化进程愈发加快、空间不断缩小,其文化价值有待进一步守护、延伸。
对此,熊月之接受《新民周刊》采访人员采访时也指出:“江南古镇之所以有价值,主要在于其历史底蕴。因此,在今天社会大环境都处于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延伸其历史文脉是极其重要的,这是其独特之处。”
这种独特之处,在于其保留了江南文化的传统风貌。尤其是近代以来,江南文化中心转移到上海后,其内涵本身也愈发带有都市化色彩。回过头来看,当20世纪中西方文明在江南发生碰撞,水乡古镇所具有的原始风貌,在当下更加难能可贵。
“近代以后,江南文化的中心来到上海,已经和过去那种典型的水乡江南文化有所区别。它更倾向于都市化。尤其是近代上海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形成巩固后,这种都市文化进一步丰富。金融行业注重效率,讲究风险意识,促使经济形式由小农经济向现代市场转化,这也令江南文化发展到这里,开始出现自己的现代性。创新性、开拓意识,以及国际视野,这些都令江南文化有别于过去。”复旦大学历史系吴景平教授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道。
传统之于现代的价值,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仍然需要这些江南水乡古镇,仍然需要讨论古镇所代表的传统江南文化。目前,江南是中国最具现代化,也最具独特文化精神的地区。正因如此,包括吴景平与虞云国在内的17位学者,历时近三年,以江南为“传主”,考证文献、爬梳史料、实地勘察,细究江南古今之变,生动地揭示江南文化的个性和特质,共同撰写了一本别开生面的“江南传”——《江南纪》。
今年的上海书展上,《江南纪》作为新书首发。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用人文精神追溯时代之下人们对故土的热情与诗意,这是一座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使命。”(采访人员 王仲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