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15军|白雀园大肃反,2500名红军将士惨遭杀害,谁该对此负责?

1931年9月初,红四军突然停止南下作战,全军北返皖西根据地。一天晚上,红四军10师30团1营副营长告诉营长王宏坤,说师部手枪队绑着一个人押到该营宿营地旁的山沟里枪毙了。王宏坤非常奇怪,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他去问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他们都说,你不要问,我们也不知道。
第二天行军时,王宏坤发现怎么都找不到红10师28团团长潘皈佛,第三天早上,他发现自己营的两个连指导员也不见了。王宏坤又去问高建斗,对方直接训了他一顿:“你还问,还咬你呢!”王宏坤这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劲,的确,一张针对红四军的大网已经悄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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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突然中止的南下作战
1931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四中全会后,中央代表张国焘和省委书记沈德济来到鄂豫皖苏区,并和曾中生、许继慎、徐向前等红四军领导人就之后的部队使用方向产生争论。张国焘和沈德济主张派红四军去清剿商城悍匪顾敬之的老巢,曾中生、徐向前等则认为顾匪坚壁清野,动用红四军实在是得不偿失,不如南下出击外线更能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
时值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激战正酣,红四军将领的意见显然更具有战略配合意义,张国焘最终也被迫表示同意,但他又突发奇想,决定让红四军东出英山,攻占太湖、潜山,这里曾成立过红十一军34师。然而经曾中生、徐向前和许继慎等分析,认为从苏区到潜、太要经过400里白区山路,距根据地太远,不如南下红15军的老根据地蕲黄广地区更靠谱。
虽然张国焘最终拍板东出潜、太,但在攻占英山后,曾中生、徐向前和许继慎等审时度势,认为还是南下蕲黄广地区更好,于是曾中生最后决定转兵南下,并立即将这一转变写成书面报告派人交给张国焘。红四军在南下作战一个月间,共歼敌七个团、俘敌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打下县城四座,恢复了红15军的老根据地,取得空前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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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四军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
正当南下作战进入最后决战时,红四军军部收到了张国焘的一封措辞严厉的来信,指责曾中生和徐向前是“和中央分局的公开对抗”、“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并责令他们立即北返。由于当时鄂豫皖红军没有电台,这封写于8月17日的信件到达曾、徐手中时已是九月初。军部在鸡鸣河召开大会讨论了张国焘的来信,虽然大部分人表示反对,但最终还是决定停止南下作战并立即北返。
二、医院暴动谜案
为何张国焘要在8月17日突然写信给红四军,要求部队立即北返呢?这就涉及到当年鄂豫皖苏区的一桩谜案。据时任鄂豫皖苏区保卫总局审讯科科长的戴季英回忆,1931年8月,在双桥镇战斗中被俘的国民党军第34师岳维峻部的几名军官,计划把毒药放在后方红军医院给伤员吃的稀饭里,好趁乱把岳维峻抢走,结果被保卫局破获。
第34师师长岳维峻,在被俘后为了活命,委托家人向红军交了不少银两、药品,曾中生等正准备将其释放时,正赶上张国焘来到苏区,于是又把他监禁起来,这也是导致这几个军官铤而走险的原因。但张国焘显然不这么看,因为经审讯,这些人交代毒药是从医院药司、红28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那里搞来的,他随即下令戴季英立即审讯潘皈佛之妻。
戴季英的审讯手段无非是严刑拷打,在他看来有嫌疑就肯定是有问题,潘皈佛之妻受不了皮肉之苦,最终只得承认她和丈夫潘皈佛是改组派。改组派,即国民党分裂后原国民党左派新成立的组织,也叫第三党,大部分成员都是原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的学生们,而潘皈佛又是半路上加入红军的黄埔军校生!在张国焘、戴季英看来,这里面显然存在着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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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和戴季英
戴季英继续“乘胜追击”,既然潘皈佛是改组派,那么在红军攻打信阳时介绍他们夫妇加入红军的红10师政委李荣桂自然也有问题。李荣桂被戴季英的审讯手段吓坏了,为了极力洗刷自己,他居然很快供出了以红12师师长许继慎为首的改组派九人委员会,及其在9月15日举行总暴动的计划。尽管如此,张国焘最终也没放过李荣桂,一年后,李荣桂在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时被张国焘杀害。
三、李荣桂为何举报许继慎
李荣桂为什么举报出许继慎呢?这里面自然有审讯科科长戴季英这个“专家”的一番逻辑,无非是问他在哪里加入的改组派?李荣桂和改组派有接触,是在1928年,奉党组织的密令到民国元老、原北伐军第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那里组织学兵团,从事反蒋统战工作,而当时其领导正是许继慎,以及红12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等人。
从事统战工作是极为秘密的工作,部署许、熊的上线即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周总理,张国焘、戴季英等当然不会知道这其中的缘由。但由于许继慎是靠着同乡朱蕴山的关系接触柏文尉,而朱蕴山又是邓演达创建改组派的合伙人!那么戴季英自然由此得出许继慎在1928年加入改组派的结论,李荣桂在其诱导下,为了免受皮肉之苦,只得顺势予以承认。
得知许继慎居然“是”改组派,张国焘倒吸一口凉气,联想到许继慎曾抵制立三路线进攻武汉的命令,之后又抵制他这个中央代表的“正确部署”,看来问题一切都讲通了。按照张国焘的逻辑,那么既然许继慎有问题,改编红一军后就一直在其麾下做事的红2师师长周维炯、3师师长肖方等人自然也是问题重重,难怪之前1师常和2、3师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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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蕴山和柏文蔚
张国焘为何对“改组派”如此敏感?这就不得不提1931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中央四届六中全会,王明正式上台,这个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年轻人异想天开地指出:现在红军中混入了很多改组派分子,以前我军可以靠兵运工作搞国民党的军队,那么改组派也能以同样的方式分裂红军,所以一定要把他们全清理出去。这种不顾实际且想当然的看法,对刚走上发展正轨的红军来说,无疑将是一场灾难。
四、陈昌浩空降抓人
鉴于曾中生也多次支持许继慎的意见,张国焘决定派与他一起来到鄂豫皖的陈昌浩去接任红四军政委。这个才25岁的年轻人性格暴躁,一听说红军内部有个九人内奸集团,立刻火冒三丈,从牙根里冒出四个字:“这帮混蛋!”9月上旬,陈昌浩亲自乘坐列宁号飞机飞抵皖西苏区并迅速接管红四军,刚到部队他就下令将红28团团长潘皈佛绑了枪毙,这也就是本文开头的一幕。
枪毙潘皈佛后,陈昌浩继续抓人,红28团副团长丁超、陈兴山、红10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红30团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红35团团长王明、红36团团长魏孟贤等等……一个也没逃过。陈昌浩的抓人标准很简单,即目标大多是参加过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的红军中高级指挥员,在他看来这些人都是“土匪”、“兵痞”,是许继慎、周维炯等人的同党。
【 红15军|白雀园大肃反,2500名红军将士惨遭杀害,谁该对此负责?】陈昌浩在两个月后的报告中洋洋得意地自称,多亏自己果断的举措,将改组派兵变的主谋20多人迅速逮捕,吓得“周维炯、高建斗手忙脚乱,终于不敢动作,许、熊闻讯,急得要死,也未敢动作”。同时他又认定,从皖西前往河南光山白雀园的一路上,红军的所有伤亡都是许、周故意捣乱所致。这简直是已经被狂热的情绪彻底冲昏了正常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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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慎和周维炯
曾中生、徐向前、旷继勋等人虽然在工作中支持过许继慎的意见,但由于他们在进入鄂豫皖前和许继慎没什么交集,在工作中也都是平行关系,戴季英在后方也没审出他们什么材料,张国焘便没有让陈昌浩逮捕他们。尽管如此,曾中生还是被降职为独立1师师长,旷继勋被架空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向前虽然职务上没有变化,不过却永远失去了妻子。
五、不白之冤
许继慎在被捕前向陈昌浩转交了一封昔日同学、国民党特务曾扩情写的劝降信,在许继慎看来,自己一身正气毫无问题,劝降信这种小儿科的手段应该不值一提。但在陈昌浩看来,你既然已经是改组派头子,再耍这么简单的招数也是没法洗白。由于许继慎、周维炯在红军中拥有巨大威望,为避免节外生枝,陈昌浩下令将被捕人员用白布盖上后藏在担架里悄悄带走。
部队抵达河南光山白雀园后,张国焘举起的屠刀终于落下,虽然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等经严刑拷打仍拒绝承认张国焘给他们安排的“九人委员会和9月15日总暴动”罪名,但在唯我独尊的张国焘看来,这些根本就是垂死挣扎。11月中旬,张国焘将遍体鳞伤的许继慎等人抬上会台进行公审,当晚即做贼心虚地下令将其勒死。
白雀园肃反,红四军死难将士累计2500人,有人说团以上干部基本被杀尽,这其实是不准确的,比如李荣桂、陈奇活到次年,红11师31团团长倪志亮升任红10师师长、红12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改任师政委等,被张国焘杀害的主要是参加过商南起义、六霍起义的中高级指挥员,其中由许继慎担任师长的红12师则是重灾区,该师的团、营、连三级指挥员前后一共杀了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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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雀园肃反烈士纪念碑
张国焘对自己肃反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不禁感到得意洋洋,他甚至还将其专门写成报告,送到上海临时中央及邻近苏区,来推广自己的先进“经验”。受其影响,湘鄂西苏区中央代表夏曦也感到当地红军中有改组派的活动,并模仿张国焘靠刑讯逼供获得口供来破案的手段进行肃反,结果酿成更大血案。这笔血债将永远记在张国焘等人的头上。